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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贤者能择能守,无俟乎强勇。
郑玄注:南方以舒缓强。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个强者,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富强,但是怎么理解强?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应该追求的强? 古代相当于今天强弱的强是彊,《说文解字》:彊,弓有力也。《孟子·尽心下》中作了具体描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强与彊后来长期作为通假字。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
许衡《中庸直解》云:人若和顺易至于流荡,君子虽与人和顺而不至于流荡,其强之矫矫者。此四者不是能择中庸而守,而是能择中庸而后能守的工夫。‘周秦之变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即从宗族生活方式的王权社会转向家族生活方式的皇权社会[ 黄玉顺:《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当代儒学》微信公众号(dangdairuxue)2017年6月27日。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批判与否定,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他指出: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笔者曾反复强调:要严格区分儒学的基本原理和儒学的历史形态。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是由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决定的。……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笔者曾大致描述过秦汉以降的帝制社会:其生活方式是基于农耕的家族生活(家族概念并不同于宗族概念),其基本所有制是土地私有制(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和地主阶级的出现),其社会主体是家族(home family)(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大夫之家的日渐强势)(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其实并非所谓阶级斗争,而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其伦理是家族伦理(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乃基于此)(政治伦理亦基于家族伦理,故《孝经》主题为移孝作忠),其政治体制是皇权政治(所谓专制),其治理方式是宰辅制度,其国家体制及世界秩序是帝国及藩属国的天下秩序(并非基于宗法血缘),其主权者是皇族(帝国时代所封之王没有主权而不同于诸侯)。] 笔者曾描述过西周封建时代:其生活方式是基于农耕的宗族生活,其基本所有制是土地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其社会主体是宗族(clan family)(自天子至诸侯大夫等构成大宗小宗),其伦理是宗法伦理,其政治体制是王权政治(《春秋》尊王乃源于此),其治理方式是贵族共和(并非专制),其国家体制及世界秩序是王国及诸侯国构成的天下秩序(基于宗法血缘)(《大学》家-国-天下同构的修-齐-治-平乃基于此),其政治主权者(sovereign owner)是王族及诸侯宗族。
其实,与宗族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是宗族主义伦理和宗族主义政治——王权封建制度。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生产关系。这里涉及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 按:本文是向《文史哲》杂志社2022年5月7日主办的第十次人文高端论坛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原载《学术界》2022年第7期,第43?52页。
儒家仁爱观念与关乎公共领域的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是:差等之爱会引发利益冲突,而一体之仁能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这正如现代儒家梁漱溟所说: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是一个人拿主意,并要拿无制限的主意,大家伙都听他的话,并要绝对的听话……便是所谓独裁,所谓专制。日知(林志纯)1952年发表的《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 日知:《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2期,第20?22页。所谓大同,出自《礼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其实,马克思所描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最突出的特征,乃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原文: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既然中国古代就逐步形成和实施了君主专制,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既然人类曾经实行奴隶制度,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既然人类曾经都是猿猴,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我们注意到,不少人都死抱着这样的荒谬逻辑:中国的传统一向如此这般,所以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理当如此这般。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必须从分析《序言》的主旨入手,即《序言》所阐明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所揭示的历史客观规律贯串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是历史的普遍规律。] 这段批判性论述是特别重要的,值得仔细分析琢磨: 1.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伴随着这种时代转变的,是儒家的伦理建构及其政治设计,由此才能理解作为儒家的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何以竟然有明确的自由与民主的伦理政治诉求。《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3?24页。这些观点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异,但都倾向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所指的并非东方或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形态。在俄国,当年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抨击沙皇的专制。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普遍性 首先应当确认: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一种特殊主义叙事,而是一种普遍主义叙事。
因此,所谓‘封建专制这个词语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周召共和的社会生活方式渊源是宗法社会,其社会主体是宗族,其具体代表就是公、侯、伯、子、男等贵族。
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将帝制与此前的西周封建相对照,就不难断定:至少较之西周封建制度,帝制是更专制的。然而后世儒家迎来的却是秦汉以来的家族社会、皇权社会、帝国时代的君主专制,这绝不是孔子的政治理想。
马克思本人也明确地说过: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所列举的几个历史阶段,与人们所熟知的斯大林表述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之间,大致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7页。至于殷商社会是否封建社会,存在争议。《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当代儒学》第10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1–18页。
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 关于中国道路的方向,自康有为以来,人们常以儒家话语大同加以表述。
[ 参见黄玉顺:《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135–141页。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国际国内政治思想界和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
马克思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是君主专制,即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3页。
(2)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没有独立的个体。但仁爱的这两个向度的适用范围却不同,如《礼记》讲的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十三经注疏》,第1695页。[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第二册)卷十史林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1页、第465?466页、第453页。上文谈到,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涉及的主要是西周的宗族王权封建社会及秦汉以降的家族皇权专制社会。
],我们的讨论决不能脱离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 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6日。
其思想观念是文化多元论、文化决定论。2.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具备这种生产方式的国家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大型工程等职能。恰恰相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分析,确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道路问题,否则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不会长期围绕这个概念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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